我在羊面前是只带念珠的狼

伪满洲国皇帝溥仪

我的恐惧

我早听人说过，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，总在疑心“满洲官员”是不是在反对它。而我也是个多疑的人，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。

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。听说他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，被日本宪兵逮捕。听溥杰说，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，说他实在忍不住受的折磨了，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，如果救不了，索性让他早点死，免得继续受罪。溥杰没有答应，因为他明白，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，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。

有一天，我的“警卫处长”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，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，在将近结束时，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，以图保密。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，万幸地逃了出来。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，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。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，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。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，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。

然而我越怕牵累，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。有一天，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我说：“咱们的护军，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。”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精神恍惚地说：“没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。”

佟济煦的担心，我是明白的。所谓护军，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，这不同于“军政部”统辖的宫内“翊卫军”，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。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，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，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。名义上都是士兵，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。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，事情就发生了。

在一个星期日，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，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，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，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，还带着狼犬，向他们动起手来。护军这次也给逼急了，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，居然打退了日、朝人的围攻，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。护军回队后，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，施以酷刑，赤体鞭打，灌凉水和辣椒水，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，以为取乐，并且逼他们承认“反满抗日”。原来，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，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。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。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，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，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，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，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，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。这些条件一照办后，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，缴去了长武器，一律换上手枪，同时佟济煦被革职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。自然，我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。

一九三七年，关内风云日紧，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，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。这时我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。这年，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，又感到了新的危险。

溥杰去日本留学前，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。他一九三五年从日本回来，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，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。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。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，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，抢先一步，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。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，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，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。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，他把溥杰叫了去，提出了干涉。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，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。

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，“立宪院”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“帝位继承法”，规定了：“皇帝”驾崩之后，由其子继之，无子，由其孙继之，无子无孙，由其弟继之，无弟，则以其弟之子继之……

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，我拿定了一个主意：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，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。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餐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，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，也只是略动一点，绝不多动一口。

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，我整天提心吊胆。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，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，靠得住的只是“其弟之子继之”这一句话。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。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我也曾想过，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，是不是会安全些？有了这个念头之后，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，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。可是，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，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。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，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，在这字据上写明，我若有皇子出生，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，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教育。据吉冈说，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，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。当然，我只好从命，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。

一九三六年，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，即被称为德王的。有一天，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，当时吉冈还没有“侍立”，所以，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。谈着谈着，他发起牢骚来了，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，他样样都做不了主，不听日本人的不行。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，我对他表示了同情，安慰了他几句。不料第二天，吉冈便板着脸问我：

“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？”

我觉得有些不妙，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。

他不放松，追问道：“昨天的谈话，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没有？”

我心里怦怦跳了起来，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，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，我便说：“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？”

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，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，疑虑丛生。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，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，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。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，费了好大工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，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。因此，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，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。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，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。

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。我怕日本人，怕家里人，怕大臣们（像德王那样可能出卖我）。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，我不敢叫随侍守夜，更不敢叫童仆们为我站岗，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。最后，我想出个依靠假人守卫的办法。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，给穿上军装，放在我的屋后。当然，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。到晚上临睡时，我把它们搬到我的卧室里，排列在我的床前。我想，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，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。

在种种事件之后，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，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。在我心头的天平上，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，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。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，虚伪的尊严――皇帝的宝座、称呼等，越来越不值钱。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：

自由诚可贵，

面子价更高，

若为性命故，

二者皆可抛。

在羊的面前是狼

我不能干涉政事，不能随便外出走走，不能找个“大臣”谈谈，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无事可干。我的日常生活，除了吃睡之外，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，即：打骂、算卦、吃药、害怕。

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。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我也越是恐怖，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，杀我灭口。在这种心理下，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，谄媚逢迎，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，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。同时，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，终日吃素念经，占卜打卦，求佛神保佑。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，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，越发虚弱，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。总而言之，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、神神癫癫的生活。

我的性格中，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、残忍凶暴的一面，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的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。到了伪满以后，我在狼的面前是羊，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。在我的大门内，我的残忍暴虐行为，越发有了发展，例如除了打手心、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，又有了“灌凉水”、“跪铁链”、“过电”、“站木笼”之类的刑罚。打人的花样也很多，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。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，而是全体在场的人。在动手打的时候，必须打得很重，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，可能临时转移目标，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。有时，我心里不高兴，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，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，成一环形，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。

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、弟弟和妹夫之外，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。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，在宫里念书，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，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、伺候我的人。可是我一样地打骂他们。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“叫他下去”！这就是说，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。

谭玉龄 溥仪在谭玉龄照片后留下的手迹

在我这种统治下，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。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，把他们遗了下来，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，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，给他们完全改了姓名，进行奴化教育，同时又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。这个慈善会的孤儿，在种种折磨下，很少有活得长的。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，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，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，反而是更糟。他们在这里，被看做最低贱的人，任何人――包括男仆和女仆――都可以随便打他们，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，白天干，晚上还要坐更守夜，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，因为干活常误了饭，饭总是凉的，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，又被叫去干活，所以也总吃不饱。衣服是破烂不堪。冬天因为又冷又饿，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，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，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。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。

我对仆人的苛刻，到了后来，已经是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。我经常像贼似的，防备厨司务买菜时赚我几角钱。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，看他是怎么买的，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：“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？一只鸡多少钱可以买到？”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，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，立刻口头发出谕旨：“罚他几块钱！”至于罚多少，是随心所欲，并无标准。有时因为做得好，也下旨赏钱，但总是罚的多赏的少。在物价飞涨时期，拿工资不多的佣人，自然禁不起这样罚，但是他们也有窍门，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，可以哭穷，这叫做“求恩”。遇到这种时候，我常是有求必应，传旨给钱。我就是这样，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，谄媚讨好，对我的佣人则又凶残暴虐，苛刻刁难；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，我在自己屋子里面，则又作威作福，实行我自拟的“家规”。

我不但是一只狼，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。我念佛、吃素，成天算卦拜神，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。到了东北以后，我的迷信活动，充满了忧郁、悲哀，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。

我看“佛学”和各种迷信书，书上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，前世有德的升天，作了孽的变畜生变饿鬼，我紧张起来了。我生怕来世变畜生，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。有一次，在空袭警报中，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，我念了咒还不算，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，对它磕三个头，才敢把这个“佛性”吃进肚去。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，只许向外轰，当然是无济于事。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，就要罚钱。我也知道苍蝇是会传染病的。苍蝇落过的饭菜，我就不吃，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，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――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。

与念经同时，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。算起来没完，不得上吉之卦，誓不罢休。至于吉凶的标准，并无一定。比如走路时，前面有个砖头，心里便规定道：“从左面走过去，吉祥，从右边，不吉祥，”于是从左面走过去。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，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，真是无穷无尽。婉容也随我入了迷，她给自己规定，对于认为不吉的，就眨巴眨巴眼，或是吐口唾沫。后来成了习惯，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，或者是嘴里“啐啐啐”连着出声，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。这一家子，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

因为怕死，所以也怕病。我嗜药成癖。我嗜药不但是吃，而且还包括收藏。中药有药库，西药有药房。我每天要打赐保命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，打针的时候，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拣可用的药。因为存药太多，大都过了期。

虚弱的身体，加上紧张的心情，那时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，日本人、中国人、我的虚弱，都在要我的命。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。

“后”与“妃”的命运

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，按当时的说法，就是一个皇后，一个妃，两个贵人。如果从实质上说，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，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，我有的只是摆设，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。

对婉容，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，我对她有了反感，很少和她说话。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，她究竟是个人，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。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，还染上了吸毒（鸦片）的嗜好。

事实上，她的吸毒是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，甚至在私通问题上，也受过她哥哥（已死）的鼓励。直到很晚我才知道，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，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，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。

1935年，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，我才发现了问题。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，我又愤怒，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。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，一律找托词驱逐之外，还决定和她离婚，用当时我的说法，是把她“废”掉。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，我不敢冒犯日本人，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，即另选一个“贵人”。

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，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。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，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，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。

“八・一五”后她和我分手。一九三七年，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，也为了作为“皇帝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――谭玉龄，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，成了我的新“贵人”。

她原姓他他拉氏，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，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。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，被我像一只鸟儿似地养在“宫”里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。

她的死因，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。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，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。

她得的病，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，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，我也知道，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。后来，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，吉冈表示“不放心”，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，说是要“照料”。日本医生来了，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，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，她突然死去了。

令我奇怪的是，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，表现得非常热心，在她身边守着她，给她打针，让护士给她输血，一刻不停地忙碌着。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，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，关上门谈了很久。更奇怪的是，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，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，没有再忙着注射、输血。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，讯问病况。这样过了一夜，次日一清早，随侍报告我说：“贵人殡天了！”

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，吉冈就来了，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，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。我心里越发奇怪，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？

由于我犯了疑心，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，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。她在北京念过书，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，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。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，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，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。谭玉龄死得奇怪，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。

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，更叫我相信，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，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。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，让我选妃。

我拒绝了。我说谭玉龄刚死，我很悲痛，无心谈这类事。他却说，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，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。我只得又说，这确是一件大事，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，能谈得来，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，此外语言不通，也是个问题。

“语言通的，嗯，这是会满洲语言的，哈！”

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，忙说：“民族是不成问题的，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。”

我是拿定了主意，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。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？这话不好明说，只好推三推四，找各式借口来抵挡他。

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，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，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。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，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，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，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？我一想也对。古冈催问我的时候，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。当然，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，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，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，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？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，文化程度也低些的，也就是说，要一个孩子。这样的对象，即使日本人训练过，也还好对付，只要我功夫做好，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。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，于是向吉冈说了，我要一个小学的，十四五岁的。

就这样，一个后来被称做“福贵人”的十五岁的孩子，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品。

　　（摘自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版，定价：39.00元）